实用语体范文
发表时间：2025-09-14实用语体范文800字(精华三篇)。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这八位杰出的散文家。本文收集整理了一篇实用语体的范文，字数约800字，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 实用语体范文800字 ♛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人物生平】
困苦童年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在长安落地，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此间，韩愈得到了马燧的帮助，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两入幕府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他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信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当时，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谏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到潮州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此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次年三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评价】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丰功伟绩。
【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 《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墨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文风。苏轼据此称 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轶事典故】
叩齿庵
韩愈来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一个和尚，面貌十分凶恶，特别是翻出口外的两个长牙，韩愈想这决非好人，心想着要敲掉他那长牙。韩愈回到衙里，看门的人便拿来一个红包，说这是一个和尚送来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长牙，和那和尚的两只长牙一模一样。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齿，并没说出来，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韩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那个和尚。见面交谈后，韩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灵山寺的大颠和尚，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韩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后人为纪念韩愈和大颠和尚的友谊，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齿庵”。
设水布
古时候，潮州韩江里的放排工，既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一会儿跳下江，一会儿爬上岸，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常常患上肚痛病和风湿病。于是他们做工索性光着膀子，不穿衣服。每天在江边挑水、洗衣服的妇女，看见放排工赤身裸体，就告到官府。官府交涉过后，放排工只好穿上衣服。韩愈来到潮州，听闻这件事后，他跑到江边实地查看放排工扎排和放排的情形。韩愈认为放排工成天穿着一身湿衣服，容易得病。在回衙后，他便让人到江边通知放排工：今后扎排、放排肘，可以不穿衣服，只在腰间扎块布能遮羞就好了。这块布后来就成了潮州的放排工和农民劳动时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把它叫“水布”。
性情中人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得中进士，荣获官禄。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奴仆一般，瞪着眼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颜悦色毫不在意。他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吏部开锁
韩愈曾任吏部侍郎，当时吏部的吏员中令史的权势最重，因为是吏部过去常关锁着，等待选补任命的官员不能到吏部来见面。韩愈上任后，将关锁放开，任凭候选官员出入，他说：“人们之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能够看得见，那么人们就不会怕鬼了。”
鸢飞鱼跃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连州知州石炳璋从阳山拓韩愈真迹，将“鸢飞鱼跃”四字刻于燕喜亭右后侧的卧龙石上，后有何健的楷书题跋：“韩公大字世罕见之，乾隆壬寅，健秉铎阳山，得四字于土人家，为之勒石。”韩愈“鸢飞鱼跃”石刻见于山东潍坊十笏园、广东潮州韩文公祠、广西贺州小西湖、肇庆七星岩等地，影响颇广。
过马牵山
韩愈到任潮州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了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竹竿山”。
驱逐鳄鱼
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刺史时，当时潮州有一条江，江中有很多吃人的鳄鱼，成为当地一害，许多过江的人都被它们吃了。一天，又有一个百姓遇害了。韩愈忧心忡忡：鳄鱼不除，必定后患无穷。于是韩愈下令准备祭品，决定亲自去江边设坛祭鳄。韩愈摆好祭品后，对着江水大声喊道：“鳄鱼！鳄鱼！韩某来这里做官，为的是能造福一方百姓。你们却在这里兴风作浪，现在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时间可以宽限到五天，甚至七天。如果七天还不走，绝对严处。”从此，潮州再也没有发生过鳄鱼吃人的事情了。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这条大江则被称为“韩江”，而江对面的山被称为“韩山”。
梦吞丹篆
韩愈在年少之时曾有一梦，梦中有一个人和一卷丹篆，自己被迫强行吞下丹篆，旁边还有一人在拊掌大笑，顿时觉得惊恐不已，随即便醒来了。
醒后，韩愈只觉胃中似乎犹如有物体噎住一般，而且尚能记上其中一两字，笔法非凡。之后得缘见到孟郊，总觉得似曾相识，细想之下才惊奇地发现，孟郊就是那个梦中在旁大笑之人。此事在《异人传》中有记载，在《龙城录》中的记录也较为详细，据说韩愈醒后“笔势非人间书也。后识孟郊，似与之目熟，思之，乃梦中旁笑者”。
梦事中所讲的“丹篆”即为道教咒符之文，常以丹砂书之，笔画呈云迥篆书。韩愈明确反对佛教信仰，但颇信道教丹药。至于道教的符咒之文，实际上并无兴趣。对于韩愈梦中会出现“丹篆”，可理解为两点：第一就是韩愈对文学的追求所产生的梦魇，他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书法，笔势特别，所以便在梦中以人们常见的“丹篆”显示了出来;第二可能就是在暗喻韩愈等人所提倡的“古文”意趣，“丹篆”正是根据秦汉古文字大篆小篆之形演化而来的。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其行为思想皆可影响其睡梦中的境况，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关于此梦是韩愈在受人瞩目之后对人所讲述的，所以也不排除有附加成分。而梦中孟郊在旁拊掌而笑，也当属鼓励，而非嘲笑。大概是韩愈潜意识中希望有这样一位朋友，以至于后来见到孟郊，并与其关系密切后，就很自然地把梦中“拊掌而笑”者同密友孟郊联系起来了。
误传相貌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世人画韩愈像，脸小且美髯，戴纱帽。这其实是南唐的韩熙载，在北宋时还有当时所画的韩熙载像保存，题词非常明确。韩熙载谥号文靖，江南人称之为韩文公，因此世人便误以为是韩愈。韩愈身体肥胖而少胡须。此后，韩愈配享孔子，各州县孔庙所画的都是韩熙载。后世无法辨别，便一直认为韩熙载的画像为韩愈。
风流成性
据记载，韩愈纵欲且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韩愈听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陶谷《清异录》记载：“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退之投书
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韩愈曾与客人共登华山，到达山巅后，发现四周险峻异常，估计没有办法迈步。在惊恐万分的情况写下遗书，发狂大哭。华山所在的华阴县县令想尽办法，才将其救下。
后来，有山西百岁老人赵文备游到“韩退之投书处”，有感韩愈的逸事，遂大笑不止。后人又于旁题刻“苍龙岭韩退之大哭词家赵文备百岁笑韩处”。以后清代李柏登山至此，面对一哭一笑，又表现出另一种心态，并做诗云： “华之险，岭为要。韩老哭，赵老笑，一哭一笑传二妙。李柏不笑也不哭，独立岭上但长啸。”
【介绍】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去世。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他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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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东郡（河东柳氏与河东薛氏、河东裴氏并称“河东三著姓”），祖上世代为官（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为宰相，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做过县令）。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祖上世代为官。柳宗元只有两个妹妹。
柳宗元 773年，柳宗元生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公元785年（贞元元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父亲柳镇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少年成才
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在家守丧。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798年，26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
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革新期间
805年（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驾崩，皇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此时，在王叔文周围还有许多相同政见的政治人物，包括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后，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称为五坊小儿）；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联合外藩联合反对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压力，要其引退。
805年（永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7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同月，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八月五日，顺宗被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8月6日，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80多天。
左迁永柳
永贞革新失败后，9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他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后称“二王八司马”。）到职后的柳宗元暂居在龙兴寺。经过半年，柳宗元的母亲因病去世。
815年，柳宗元离开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815年（元和十年）1月， 柳宗元接到诏书，要他立即回京。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长安。在长安，柳宗元没有受到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不同意重新启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3月底，柳宗元从长安出发，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达。819年（元和十四年），宪宗实行大赦，宪宗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岁。▲
【介绍】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运城永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宇，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御史）。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杀，柳宗元也从中央贬到了地方先是贬为绍州刺史，未及任又被贬为永州（现属湖南）司马，十年后，又贬为柳州刺史。819年病死于柳州任上。
【轶事典故】
唐宪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贬官来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819年）11月8日，病逝于柳州。他在柳州的时间虽然仅有4年，但却为柳州黎民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庙、兴办学堂书院、破除巫神迷信、开凿饮用水井、释放抵债奴婢、植树造林等，促进了柳州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柳州的百姓非常怀念他，给他立祠，千百年来一直祭祀他。有关他的传说广为流传。
福民驱鬼
柳州的柳侯祠，《龙城石刻》（“剑铭碑”）的复制品，是一块长一尺多、高六寸的残缺石碣，上面刻有“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相传这块《龙城石刻》从土里挖出来时，旁边还有一把短剑，所以又称“剑铭碑”。
这是柳宗元逝世前两年，在一次向其部下魏忠、谢宁、欧阳翼等人交代后事时，写下的一篇铭文。当他挥毫时，在场的围观者都认为笔法苍劲、雄健，内容也是表达他爱护百姓，诅咒邪恶势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大家提出为了使它传之后世，不如镌刻在石块上，经柳宗元同意，叫来石匠，将这篇铭文镌刻成碑，连同他佩戴的一把短剑一起埋入土中。历经千年人世沦桑后，被一位百姓无意挖掘到，可惜不久即失落，只留下拓片。
由于这是一件被认为埋入土中可以镇宅，携带身上可以护身的神物，所以清代南方赴京应考的士子和长年经商在外的商贾，多有随身收藏《龙城石刻》拓片往来于旅途，以求逢凶化吉的。
荔子碑
“荔子碑”是过去每年祭祀柳宗元时用的祭歌，摘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的《享神体》，此碑是公元1217年（宋代嘉定10年）刻的，因开头有“荔子”二字，所以叫做“荔子碑”。由于碑文是韩愈写的绝好文章，又是宋代名书法家苏东坡写的绝好行书，歌颂的是柳宗元绝好故事；因而叫做“韩诗苏字柳事碑”，又被人们美誉为“三绝碑”。
此碑现巍然耸立于柳侯祠堂内，我们可以看到碑身为断裂合拼而成。柳州流传着一个故事，明嘉清年间，在战乱中，“荔子碑”被毁坏。后来在筑柳州外城时，有军士捡得半截“荔子碑”，拿来砌城墙，但是每次砌进墙内，城墙就崩塌，后来才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分，在场的人终于醒悟过来，知道拿来砌墙是对柳侯的不敬，受到崩塌的惩罚。只好把断碑抬回柳侯祠，与残留原处的“荔子碑”拼合在一起，使这一珍贵的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四大好事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最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开荒建设，等等。
首先是释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个原始的荒蛮之地，当时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相当于欠钱不还则沦为奴婢，而一旦为奴则终身为奴。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生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广大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柳州一直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当地是丘陵地区，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柳宗元下决心改善这样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种菜百畦。他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灭的功勋。
此外，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视植树造林，虽然身体不好也亲自参加植树活动。当时城里、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他的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水井：传说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可以使用的水井，千户人家，万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负着小口大肚子的罂瓶，极其艰难地沿着狭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边汲水。如果天旱水浅，到江边的距离就更远了；到了雨季，路险泥滑，汲水更加危险，稍有不慎，脚下一滑，汲水的人就会从陡坡上翻滚下去，轻者跌断手足，重者还会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体察民情，决定凿井供居民饮用。他命令部下蒋晏，率领数十名军士，在城北隍上开凿第一口水井。经过一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紧张的施工，一直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来。这时，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携幼跑来观看这一奇迹。在这些百姓当中有的活到七、八十岁都还没有见过井的，当他们喝到清冽的井水时，都不禁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
柳宗元凿井之前，也曾有人试挖，但都崩塌，说是伤了“龙脉”，破坏“风水”，因此，都不敢继续开凿。柳宗元不信“讹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凿井获得成功，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利民好事。从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过的余生最后的风雨四年里，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叹息的结尾。但作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贡献，却是令人怀念，不能遗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风中的残烛，顽强地燃烧自己，尽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芜。
【文学成就】
柳宗元虽然只活到了46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一生留下许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 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古诗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至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柳宗元的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⑴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大自然构成的元素，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⑵天人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⑶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释，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规律，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
柳宗元的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
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教育成就】
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
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篇。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家庭背景】
家世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官职一直很低。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
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
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执着追求。
家族
柳中庸，生卒年不详，名淡，以字行，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唐代诗人。与中唐时期著名文人柳宗元为同族，与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为诗友，著名学者萧颖士爱其才，把女儿嫁给他。曾被任命为洪州户曹掾，但他未接受。
柳宗玄，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堂弟。他曾在《小石潭记》中被提到“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他本人其他详细资料不详。
妻儿
柳宗元，先娶弘家杨氏妻，唐贞元15年（799）宗元27岁时亡故。他在永州时，写有《下殇墓博记》，说明他这时有女和娘，夭死。宗元在柳州死后，其友刘禹锡《祭柳员外文》中说：“誓使周六，同于己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是柳宗元有子二人。惟周六、周七以后归于何处？所作何事？无记。
柳宗元留有二子二女，长子周六，次子周七，二女无名。
“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生平事迹】
开始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其父柳镇，在高宗时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授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二十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三十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为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处分，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属“荒疠”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迁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过自杀，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死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
他在《瓶赋》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他在《牛赋》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惩咎赋》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赋》和《惩咎赋》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归根反初，无虑无思。”“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真。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驰张兮，出入纶经。”
转折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励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励，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到：“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遗；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形游无际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他在“无姓和尚”的碑铭中说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阴”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被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礼”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黄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
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误作法有清楚的叙述：“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阴》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笙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
北宋时有位“儒释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作的碑铭(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原来对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三十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学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
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咏·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巽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贞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难言说，悟悦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静坐、内观，修净土的人喜欢大声颂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澹然难言说”的“悟悦”心态，确实有趣。
他似乎没有留下谈论自己修炼层次和感受的专题诗文，但从他的《巽公院五咏》这几首题咏诗中，我们仍然可以管窥到一些修炼层次的体现：“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净土堂》)结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诗中所谈现象，这里的“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应为天目初开时的表现，能看到图像了，但还不能自由选择观看的对象；“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曲讲堂》)此处“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静不扰、耳无所闻，已达“忘言”而“思维”还勉强能感觉得到的高境界；“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禅堂》)此处“团团抱虚白”即“虚室生白”，而“忘机”与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证。“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则是外尘不染、心静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炼法门中已经是相当高的层次才能体验到的了。
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即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
【纪念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出自名门望族河东柳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湖南零陵有柳宗元纪念馆，广西柳州有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冢，陕西西安有柳宗元墓，而在他的故乡山西，几百年来却不见任何有关柳氏的踪迹?史书和地方志也无有关柳氏家庭后裔的记载，这着实让世人费解。
永州
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97号。2006年，柳宗元纪念馆再次被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活动基地”荣誉称号，这是柳宗元纪念馆自2004年、2005年连续被授予“湖南省文物保护先进集体”、“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荣誉称号后又一个省级殊荣。
柳州
坐落在广西柳州市柳侯公园内，主要由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墓、柑香亭组成。柳侯祠原名罗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于公元822年始建，距今已有1182年的历史。1995年12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命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馆内景观
柳宗元纪念馆来到柳侯祠正门，映入眼帘的是这静穆的仪门。门额上“柳侯祠”三个字沉稳劲朴、俊逸豪放，是中国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郭沫若所题。门柱上这副“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的金字对联是根据唐代文豪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一文集炼而成，语精墨妙，意境悠远，表达了柳州人对柳宗元的思念之情。由于柳宗元在柳州的德政之举，被后人尊称为“柳柳州”，人们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畔兴建了罗池庙，在当年停放柳宗元灵柩的地方建起了衣冠墓。
为了将柳宗元的事迹记载下来，流传下去，柳州人士请柳宗元的生前好友、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下《柳州罗池庙碑》一文。碑文的前半部分记载了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后半部分附了一首题为《迎享送神诗》的诗。后来，宋代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苏轼将《迎享送神诗》书写下来，由柳州人士于宋嘉定十年即公元1217年，刻石立碑于罗庙内。因为这块碑的内容集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文、柳宗元事、苏轼书于一体，所以，后人称此碑为“三绝碑”。
新中国成立后，柳州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柳侯祠的保护工作，经常拨专款进行保护和维修。
柳侯祠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到此参观游览。每年清明节，都有许多人到柳侯祠及柳侯墓祭拜柳宗元。“生有高名，没为众悲”，柳宗元虽然辞世已有千载，但世世代代的柳州人都不会忘记柳宗元为柳州所做的贡献。
【哲学思想】
除对文学作出的巨大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的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藏书故实】
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为一代古文大家，世有“韩柳”之称，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家中藏书甚富，仅获得皇上的赐书就达3000卷。白居易等在《白孔六帖》记其“柳宗元贻京兆许孟容书曰：‘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久易主，书存亡不可知。’”著有《柳河东集》45卷，《外集》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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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衰烟雨任平生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乌台诗案】
案情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案档
苏轼“乌台诗案”案档，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详细状况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介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苏轼按排行位居第二，故曰“仲”，至于取字“和仲”，则是苏洵希望儿子性格和缓（苏轼性格比较急躁），后来父亲另给他取字子瞻，则与他的名“轼”更相关，且希望儿子高瞻远瞩），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死后追谥文忠。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书画家、文学家、美食家，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存诗3900余首。
在文章方面与欧阳修合称“欧苏”，在词作方面与辛弃疾合称“苏辛”。在诗歌方面与黄庭坚的并称“苏黄”，在书法方面"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开创"尚意"书风，其作《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擅画枯木竹石，反对程式束缚，重视神似，为其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代文人称其为“坡仙”“诗神”“词圣”等。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中，合称“三苏”。
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曾在立新法中反对王安石，被贬到黄州。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词客”指的就是苏氏父子。
《水调歌头》《赤壁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浣溪沙》 《临江仙》 《题西林壁》《记承天寺夜游》等。
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宋词豪放派创始人，也作婉约诗词。
父子三人合称“三苏”,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政治家。
【主要成就】
文学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洋溢着起伏的情绪。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 《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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